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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在军代表时期开明纳谏
  所属栏目:开滦历史 2016-03-24 浏览次数:1232

开滦在军代表时期开明纳谏

 

唐山解放后,开滦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监督扶植时期。1949年7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派驻开滦总军事代表,成立开滦总军事代表办事处,并对矿区各矿、天津总局机关、秦皇岛经理处等地设立“联络组”,统一监督协调开滦全局的工作。在此时期,开滦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成本高,亏损大,没有周转资金,长期拖欠职工工资,矿工生活十分困难。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在开滦军代表的监督支持下,采取了由国家发放大批贷款、粮食和其它物资,允许开滦单独办理出口外国销煤营业,开滦煤南运上海、青岛不征出口税等措施帮助开滦渡过难关。同时,开滦自身在缩减企业开支,改进企业管理,改革臃肿重叠的管理机构等方面急需进行根本性的运作。

开滦军代表时期案卷011中记载,王金生,真名刘宝鑫,字敬一,家住天津十区沙市道福林里八号。任职于开滦矿务总局会计部。

王金生先后通过人民日报社会服务组写给总军事代表徐达本两封公开信,因为档案中的第一封公开信遗失了后半部,所以不清楚第一封公开信的确切日期,但通过公开信和案卷中其他文件的内容推断,第一封公开信应该在1949年的6月份前后,第二封公开信写于同年11月21日。

公开信诚恳表达了开滦部分改革人士关注企业发展、迫切希望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心情和决心,并对当时开滦总局的现状、急待解决的问题、具体的改革措施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方案。

信中开头写道:“今日开滦面临十分严重之危机,无可讳言。有关各方求治之心,皆感急切。总军事代表团、工会、开滦三方,将联合组织委员会,商讨关于整顿开滦各方面的事宜。在此时机,提出建议……要整顿开滦事非轻易,千绪万端,恐非短期内所能竣事。务须集群众之力量,作缜密之计划,彻底铲除恶习及不良制度,重新建立合理的管理方法及新的服务精神,团结一致,奋勇前进,定可获得辉煌之业绩。”提出了整顿的共同目标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则“目标既同,志趣合一,故宜以融洽的精神,坦白公正,无虚伪的态度,无遗留余地尽量交换意见,群策群力,商定大计”。并坚称“我等非为开滦而整顿开滦,乃为国计民生而整顿开滦!”

档案中保存的公开信丢失了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仅能看到组织、待遇和医疗等方面的建议。

关于组织方面的建议共有九条。其中涉及矿务总局迁移到唐山的问题。信中说“建议总局迁移唐山,在天津仅设经理处,在总局及矿区性质相似的部门互相合并,简化机构。对开滦全部机构而言,其最主要部分当属于担负生产责任之矿区,而现在居领导指挥责任之总局,则遥驻于离矿区二百数十里之天津。是以矿区每月有事故发生,往返请示既费时间又误时机,即以例行公事而言,辄书信往还,不能当面口头解决。人工文具之浪费于此者,不知凡几。行政效率亦因之减低。……开滦之最高当局,能日处于生产区域,兴数万之生产工人职员朝夕相处,定能与各方面不发生脱节情形,于例行公事及特别事故可以应付自如,为迅速有效,决非遥远指挥之可比。”

王金生建议在天津设立经理处,其理由是“天津为华北重要工业区及海口之一,政府机关及经济机构设立于此者不少,当然不能忽视此点,故拟在天津设立一较大规模之经理处,以与各政府机关经济机构接洽事宜及办理购料售煤等事。其需要人员(煤厂职工除外不计)据初步估计,有现在总局人员人数之十分之一二即可敷用。”

关于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现状,王金生认为“总局中之主要部分为会计部,总务部,产业人事部,业务部,采购部等。在矿区亦有两样之部分,规模上虽有大小之不同,但在性质上大同小异。如能将同样性质或重复性的部分,合并一起,人事方面,自可减省。此则非言总局或矿区同性质之部分之人员可以完全减去;若两处同性质部分合并后,必可发现多多少少之敷余冗员。此种冗员可以减去也。”

对于矿务总局迁到唐山后的机构组织框架,王金生以画图示之:

他从几个方面对组织机构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如“生产与计划分成两部,不使混合,各就其责职,专心工作,可收分工合作之效……生产部如有新问题或工程上需要新设备、新方法,则交计划部研究设计。反之,计划部如有所见京可提出问题,向生产部索取研究资料而向其提出意见及计划。故此两部须相互间保持密切之联系,而同时与各矿矿长京须保持不断之联络予以指示”等。

他提出了撤消教育处的建议。信中称:“开滦教育处的组织及范围已极形庞大,似已超过私营机构经营之能力。开滦所设之中小学校二十余所,学生一万余人,工人教职员六百余人,在冀东教育界中占很重要之地位。开滦对此庞大数目之学生,实负有艰巨之责任,稍有不慎辄易引起误会或严重错误……”“故不如完全由政府接管,既可免去现在政府与开滦双方管理之繁,亦可改由政府直接管理各学校教职员及学生精神之振作及避免行政舛误之效。至于现在学校产业之处理及政府接管后经费之筹措等问题,当再从长计议。”

关于待遇方面的建议,王金生认为职员的薪金过高,职员与工人的薪金差额太大,对降低各级职员的薪金提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除工人薪给暂不予调整仍保持原有工资外,其余各级职员(外籍职员之有特殊合同关系者另议)均按有关办法递减其月薪。”其具体计算方法保证了“低薪给者可以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而高薪给者,其递减程度累进增加。是则已往各级薪给过度差别之不良现象,可以显著改进而趋于合理化……”。在各级工人职员的煤斤津贴方面的建议是停止发放,认为“发给煤斤需精密的记工、填写煤条、分发煤条及支发煤斤等工作,耗费人力物力。”对发给工人职员的面粉建议是折成现钱并入工资,“发放面粉同样需要购买、贮存面粉等环节,耗费人力物力,”将煤斤津贴、面粉拆成现金有利于行政管理,并对如何折成现金,提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

关于医疗方面的建议,提出了“……工人职员之妻及子女年未满十八岁者医药按三分之一收费,年满十八岁或以上者照现行办法收取全费”“工人职员之父母按三分之二收费”“除有特殊原因外,稀贵药品及补身药品概须病者自备或由开滦医院供给,按市价收取药费”“在有开滦医院之处所,伤病者限定仅能在开滦医院治疗,其须往其他医院或医生治疗者,医药费概须自付……”

公开信由人民日报社社会服务组于1949年12月5日转到徐达本手中后,12月31日徐达本批示:“……里面提供了很多材料,可做参考去调查了解一下,并可找该人谈谈,征询其是否尚有其他意见,并考虑其意见的由来及真实性,情形如何望即报告是盼!”

不久,开滦在全局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和调整,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听取各层人士的意见,调查研究原开滦机构设置情况和改进方案,以及对编余人员遣散费发放办法等,很快天津河东厂、总局营业部、塘沽经理处、上海事务所、总局会计部、天津营业部厂务组等单位、部门也都分别提交了自各的统计情况、待遇调查以及改革意见、方法等。最后由劳资协商会议(由劳资双方各出代表11人组成,由劳资双方各出代表3人组织常设委员会)协议,形成了整编机构方案。

1950年8月,开滦实行了新的整编机构方案,对原开滦旧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原矿务总局机关由天津迁到唐山原矿区办公大楼。二是原矿务总局各部门与唐山矿区各部门相互重叠的合并,不相重叠的必要的保留不需要的减去,精减人员,组成总局与矿区一体的机构,减少了一个层次的管理机构。三是改变了当时的营业方式:由完全自产自销,改为国内由煤建公司经营,仅国外出口销煤由开滦独立经营,并在天津设立办事处,主要负责国外销售及国内一些重点户用煤销售。另外,在上海、北京、塘沽由经理处改设事务所,以维持原来营业的联系。四是各矿厂组织机构相应也进行了调整。

通过这次机构整顿缩编,在天津、塘沽、北京、上海的开滦职工大为减少。据1950年10月10日统计,天津原有职工1331人,解雇和离职者为1068人,留用和调唐的263人,塘沽原有职工253人,解雇213人,留用40人;北京原有职员30人,解雇17人,留用和调唐的13人;上海原有职员79人,解雇68人,留用和调唐的11人。解雇人员经过反复征求职工群众意见和个人具体条件,按照工作需要而确定。对解雇人员根据年龄、工龄、原工薪情况,给予一定的解雇金,还分别给予年老补助金、回家假津贴等,总计发放202778.79折实单位、13507袋面粉、2146.8吨煤斤,合计旧人民币2213203272元。同时,对解雇人员根据个人条件和志愿,帮助联系介绍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安排工作,以各得其所。

1952年5月国家代管开滦,在这次整编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开滦煤矿总管理处,总处机关设各有关处室,处室下设科,各矿厂也相应设立有关科室,采掘开生产基层成立区的建制。1953年后,矿区以外的原开滦机构单位撤消或划归当地人民政府、国家交通部门等。再以后的机构变动,均是在开滦煤矿总管理处机构单位的基础上而变更增减的。

王金生是一名普通的开滦老员工,凭着对企业强烈的责任心,以及对开滦生产经营的研究,提出了相当有价值的建议,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企业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正像他自己说的“我等非为开滦而整顿开滦,乃为国计民生而整顿开滦”。他的许多意见建议被采纳,体现了开滦管理层的开明、民主和务实的作风。

(赵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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